一贯不识数的統計部门统计，2011年城镇人均收入23979元，农村人均收入6977元，城镇人口近7亿，农村人口近6.5亿，那么国民总收入应该为21万3千亿元，而国民生产总值为47万亿元，2011年我国税收收入9万五千亿亿元，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这真是一组妙不可言极度矛盾的神奇数据，自然，大小盗匪精英每年敲诈勒索吃喝玩乐的灰色收益大大高于财政收入（这两者之间自然有重叠），大小精英并不能完全不受盗匪社会的损害，很多小精英郁闷于人生旅途中的不快，程维高这样的诸侯临死前大声喊冤，有市厅级精英上网喊冤，小精英赵丽华的老公是个中下级精英，赵丽华也有喊冤的时候。现今中国自杀率出奇的高，贫民因为生存的绝望而自杀，而大小精英群体除了被自杀，也有人是自杀，他们无法承受他们的圈子所带来的压力。现实中不少人在圈子里混的不差，却因为内心深处的良心底线无法承受环境的巨大压力而备受折磨，相信各个大小精英群体也有良心未泯的人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当他们的底线与现实环境完绝对无法调和时，自杀与被自杀的悲剧极有可能发生。

而整个社会在机会主义和利益至上的民族特征下，社会竭力淡化和模糊善与恶的边界，在普遍机会主义的心态下企图从中渔利，并且普遍在逐利的癫狂中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残忍和兽性。中国人以一种残酷的心态看待以至于欣赏和讥讽别人的痛苦，又以一种呼天喊地的悲鸣展现自己的冤屈。中国社会里时时刻刻发生的无数酷刑致死、酷虐动物以及诸如拆迁这种几乎等同于内战的民众与民众之间的战争无不见证这一切。帝都的各大职能部门，它们中每一栋大楼的每一天都在各自以百万元的三公消费吞噬着民众的血汗钱，而从精英到屁民又会嘲笑对这种质疑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同时又有厅级甚至于程维高这样的高官在网上喊冤求助，痛斥体制对自己的伤害，这已经不是缺乏常识的暴力了。程维高等所代表的大小精英群体作恶捞好处时大肆炫耀自己的能耐，倒霉时就将一切责任推卸到体制身上，这些高文凭的精英不懂得基本常识：他们自己就是体制。体制并不是虚幻的，体制无处不在，体制就是每一个利益人，体制的邪恶是由无数利益人的作恶堆砌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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